【理工文化】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师资班同学回忆文章集

【编者按】1977年，100余（108）名校友们作为恢复高考的首批学子，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的前身之一）的校门，成为学院基础部迎来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成为了高校基础课教师的重要后备力量。2021年，毕业四十年之际，这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们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对母校的深情和对同窗的牵挂，筹办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77级同学 “重走水运路” 活动，撰写水运基础部77级史实和77级同学回忆文章集，一份份当年的物件、一篇篇回忆录和专门为此次活动创作的主题曲，无不再现77级校友们服从国家需要，勇于担当，孜孜以求、努力奋斗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也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理工精神。

（以下文章为作者回忆，不代表本网观点）

毕业40年，蓦然回首，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才发现我们当年的同学有许多正在奔向70岁甚至奔向80岁，才发现一些当年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们都在变老，随时有可能随风飘去。

人老了都希望给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点念想，把自己的想法和最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不像名人那样，我们沒有那么多成就可以写成一本书，也沒有人愿意帮助我们写回忆录，只有靠自己。然而，我们既没有作家的才华，又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写一本书，所以，我们都拿起笔，在互联网上聚在一起，把我们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后简称水运）的经历和故事记录下来，融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一本书。

那四年

尹兰 7703班

我们77级是文革后第一届考试录取进入大学的，上世纪的70年代末与80年代是共和国最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有幸在那个年代度过了我们的青春岁月。 大学的那四年，令我浮想联翩……

(一)

1978年春天我满怀喜悦走进了大学校园，我们女生宿舍是一栋白色的四层楼房，基础部女生在二楼有三间寝室，两间朝南，一间朝北。我们物理班人少，被安排到北边房间。报到那天是三个高中同学送我到学校的，我选了一个门背后的下铺，同寝室物理班三个女生加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女生，四人都可以睡下铺。

没过几天我就觉得人很不舒服，每天清晨5点左右出虚汗，脚走在地上就像踩着棉花在飘。到校医务室去看病，医生说我发低烧，要观察一段时间找原因。我就自己每天量体温，低烧状况大概持续了近一个月，虚汗则每天在流。我没有再去医务室看病，也没有对任何人说，怕被学校知道后让我休学⋯⋯，我的毛病自己很清楚。

我一出生，医生就说我必须睡在有阳光照射的床上，我的床都是放在朝南的窗子旁边。能够躺着就不要坐着，能够坐着就不要站着，能够站着就不要走动。不要坐飞机、不要坐汽车、不要运动，这是对我的基本要求。

这个宿舍太阴了，右边是楼梯，左边拐弯就是洗漱间和厕所，窗下是下水道及化粪池。我整天昏昏沉沉，垫的棉絮都被我的虚汗湿成了人形模样。人很虚弱，认知能力也跟着下降，学习无法集中注意力，寡言少语。

人们都说我有福相，有贵人相助。我很幸运在水运也遇见了贵人，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学赵昭君。昭君个子不高，是我班女生中年龄最大的，她心地善良，其心就像王昭君一样的宽厚，其人也像王昭君一样的美丽，她特别愿意帮助人。她看我早晨不到上课时不起床，中午吃完饭也躺在床上，就主动帮我打开水买早餐，同时还帮宿舍的其他人打开水，经常是两个手拿三四个暖水瓶，有时晚上还用桶去挑热水供我们洗脚，搞得好多人都说我们欺负她。

时间在流逝，我就想：这个房间这么阴，四年时间怎么熬过去啊？房间没有太阳，我就只有去找太阳，凡是没有课的晴天，我就到教学楼平台上晒太阳。那时候上课的大部分教室里都没有桌子，全放着一些称为拐手椅的椅子，我就拖一个拐手椅到平台上。出太阳时平台上一般没有人，很安静，我觉得比图书馆和教室更好，边晒太阳边做作业和看书。不出太阳的时候就在寝室里，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看书。

我的整个身体状况慢慢好了一些，快到夏天时再没有低烧了。昭君姐呢，她起得比较早，还是一直帮我们打开水、买饭、挑热水。

我的身体状况如此，学校里组织的各种活动我基本都不去参加，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也不多，除了上课以外，答疑课几乎都没有去听过。秋来冬去，第一学年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学年的春天，我不再盗汗了，身体状况有所改善。

(二)                        

上大学前我父母的工作经常变动，我上过三个小学，两个中学(中间还夹着与父母到湖北通山插队落户)，水运是我学习生涯中呆过时间最长的学校。

小时候交通工具中我乘坐最多的是船，我的记忆就是从船上开始的，因生来腰第4椎椎骨裂，高中毕业时因腰疼病转街道。大学填报志愿时我从诸多院校中选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填报了动力系。动力系是干什么的我当时并不太清楚，也找不到可以咨询的人，我就想像我在船上工作，近可看波涛翻滚，远可眺两岸风光，觉得很有诗情画意。我还报了南京大学物理系声学专业。我在扩招时被录取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物理班，报到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师资班，是为本校培养老师的，课程也是按师范专业设计，将来就是当老师。我不适合当老师，很是失落，想到动力系去，那时校方的原則是，转入师资班可以，转出师资班沒门，加之我进校没两日身体就出了状况，转专业之事就一直没有提出来，但转专业的想法却从未停止过。因为身体狀況決定了我不适合站着工作，我能够干的活最好是坐着，而且不坐班，福利待遇还要好。这样的单位到哪里去找？可我父亲一直给我这样的希望：说我一定会上大学的，一定会有一个适合的而且是喜欢的工作。

到了大三，我想转专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那时水运已经调进了一些老师，师资班学生已不用全部留校了，校方关于转专业的态度也有了松动。无独有偶的是，我班男同学江爱国也想转专业，江爱国是一个个子不高的湖南伢，有湖南人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我知道他想转专业后，碰到他就开聊转专业的事，转到动力系去是我的目标。后来学校给了答复：可以转专业，但只能转到78级去，说是基础部师资班是理科，动力系是工科，两者课程相差太大。我不能接受转到78级去，这样又要多读半年，我就打了退堂鼓，不转专业了。江爱国却坚持转了专业，去了动力系，成了78级中的一员。我很佩服江爱国这种选定了目标，便坚定不移走下去的性格。

毕业时师资班的分配去向基本上都是学校，我提出要分到武汉市，武汉市的名额意味着二次甚至三次再分配，你无法预料你会分到什么单位，很少有人要这种名额。武汉市的名额很快就调剂到了基础部，我欣然去武汉市人事局报了到。后来经过推荐考试，我进了湖北教育出版社工作，任理科编辑，这个单位的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

我也一直在关注着江爱国同学的动向，知道他毕业后分到了大桥局，当了处长，去了九江，成为了国企上市公司董事长。如果当初我坚持转专业我上得了船吗？

(三)

在春天里百花香的日子，经过没有多长时间的磨合，同学们就彼此熟悉了。在4月某天，数学班的徐力田大姐到我们寝室来说：过两天是徐晓英的生日，我们大家来给她搞一个生日聚会吧！我们寝室的人都表示赞成，并出了份子钱。徐力田是基础部年龄最长的女生，她提出给徐晓英过生日，数学班也有人随了份子。那年头物质比较匮乏，没有生日大蛋糕可订，很多东西要凭票购买，聚会时也就是买了一些零食小吃之类的放在桌上，大家一起吃吃，咵咵天。那天晚上参加聚会的人都很开心，聚会拉近了同学间的距离，大家都认为这只是一个建立同学间友谊的开始，憧憬着下一个人的生日聚会。

寿星徐晓英大大的眼睛，个子高挑，嘴上角有颗痣，很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古兰丹姆，被冠以水运“古兰丹姆”美称。她说话时都是满面笑容，是物理班年龄最小的女生，在基础部她是第一个烫头发的女生，也是基础部歌唱得最好听的女生。徐晓英进校就能用英文唱《哆来咪》，不愧出生于书香门第。

我是一个声音控，只要是唱歌好听、说话好听的人，我都喜欢并能容忍其他。基础部男生中谁的歌唱得好我不太清楚，但物理班有一个男生韩庆奎，他说话的声音就很好听。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学里，天南地北的人说着各地口音的话，韩庆奎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再加上他说起话来轻声柔语，就更显得与其他人不一般，那声音，太吸引人啦。男生们说，韩庆奎每个周末都带领留守同学打扫卫生，把宿舍整理得干干净净的。韩庆奎在二年级时进入班委会，当了第二任生活委员。生活委员是我们女生最喜欢的班头，没有之一。韩庆奎是美声生活委员，自然就成了我们晚餐咵天时会咵到的人。我一般在晚餐时精神最好，一天的话都在这个时候咵，我们不仅咵学校的事，更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咵。

说是我们咵天，实际上是我与徐晓英两人咵，赵昭君与肖玉洁就是在场也只会是听众，可能偶尔插句吧话。赵昭君与肖玉洁两人都言语不多，我们简称她们为赵、肖，我有时也叫赵家的、肖家的。肖玉洁虽然学文，但人很安静，学习生活均处理于无声无息之中，我有时就对她呼来唤去地叫“老婆” 。我觉得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就是赵和肖她们两人那样的人，温良恭俭让不愁嫁。

(四)

生日聚会开启了我们的咵天模式。我们只要晚餐在宿舍吃饭就边吃边咵。小时候因我吃饭的时间总会长过半小时，因而经常被当作笑资，我父亲只要在家就会陪着我吃饭，边吃边咵就这样养成了。只是没有想到，在大学寝室里可以碰到徐晓英这样一个可以与之对咵的人。

随着同学们渐渐的熟悉，我们发现自然辩证法有个男生那才叫能咵，他就是我班第一届生活委员雷汉章。雷汉章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有着标准的相貌，算得上是标准的帅哥。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任何场合只要有他在场，没有见到他的人就能听得到他说话的声音和他朗朗的笑声，拿武汉人的话说，就是一个“欢喜坨”。我在鲁巷小学的教导主任是雷汉章的同事，知道他上大学前结的婚，老婆挺漂亮的，儿子是在他上大学后出生的。这样我们经常会听到他嘟囔：老婆又病啦，儿子又去儿童医院急诊啦⋯⋯。

我们上大学是不收学费的，吃饭凭票打饭，学校食堂由国家发给补贴，伙食相对便宜。饭票由生活委员按班级去买，然后发给大家，我们进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生活委员买饭票。

我们班男生中老三届高中生较多，他们相较年纪小的同学有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及生活经验，也经常会调侃一些年纪小的同学，给他们取外号。雷汉章最为典型，嘴巴总是吊在小同学们身上。我们女生也效仿之，给男生们取外号，无论其年纪大小，凡有特点特色之人都会被囊括其中，范围是整个基础部。

武汉人称汉阳人为“贱三爷”，刚进校时我们只知道班上住汉阳的有雷汉章，当然我们不会给日常为我们服务的生活委员起诸如“欢喜坨”、“贱三爷”、“咵咵”这样一些不太雅的外号，加上我们还是挺喜欢听雷汉章调侃的，便给他取了money这样一个外号。第一届生活委员叫money，第二届生活委员顺理成章地就叫money two啦，我们在公共场合说到男生，一般都说男生们的外号。那些被调侃的小男生们，你们不会想到谁在替你们出气了吧！

下面的基础部外号大全，是全体基础部同学动用其聪明才智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色取出来的。有按地方取的，如“小广东”、“秦皇岛”、“西城大爷”、“汉阳贱三爷”；有按肤色取的，如“白胖子”、“红胖子”、“白面”；有按长相样貌取的，如“阿米尔”、“古兰丹姆”、“鬼子”、“潇洒”、“老太婆”；有按姓名取的，如“下药”、“陈公子”、“赵家的”、“肖家的”；有按性格取的，如“欢喜坨”、“闹药”、“小闹药”、“老婆”；还有外文的，如“money”、“money two”、 “达瓦里希”董等等。还有一些在小范围使用，流传不广的外号没有收集进来。

同学一场是一种缘分，你与谁是同学，是一个随机事件，不是你能选择的。同学，就是在年逾花甲之后，见了面有可能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但能喊得出你外号的那个人。

(五)

大学学习步入了正轨，同学们各自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在女生宿舍，凡是要跳舞、听音乐、咵天等等的人，都会到我们寝室里来。经常来我们寝室咵天（唠嗑）的是力学班的齐全英和汪黎明。齐全英是典型的北方人，虽然她年龄比我小，我还是照她们寝室的喊法叫她老齐。老齐性格豪爽不失细致，很关心照顾人，惠及我和她们寝室的人及她的老乡。那时上大课、去图书馆，晚了就没有位子，老齐会提早去帮我占位子；她放假如果回东北，回学校时会带回松子、葵瓜子等东北特产给我们吃，我第一次吃到东北松子时，惊呼为人间美味。出于对美食与舒适的向往，我50岁后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去东北吃住调养一段时间，对黑土地的眷念，源头就来自于同学情谊。

汪黎明，也被称为老汪，集江南女子的灵气俊美于一身，浑身充满朝气。有一天老汪拿了一个录放机，还有几盘磁带到我们寝室，说是一个亲戚在深圳买的，放在她这儿让她带回安徽去，先放在我们寝室让我们听一下。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录放机，录放机放出邓丽君的歌声时，我惊呆了，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好听的声音？真是天籁之音！我们要求汪黎明把录放机就放在我们寝室，正好她也有此意，这样我们每天都可以听邓丽君的歌了。邓丽君的歌声真是美妙至极，陪我渡过了那艰苦学习的阶段，今生今世都不能忘怀。

虽然邓丽君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东南亚走红，但那时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禁止她的歌流传。我们上大学时的1980年左右，邓丽君的歌还被视为靡靡之音的“黄色歌曲”，是不能公开放听的，磁带都是从香港走私过来。邓丽君虽然出生在台湾，可她的祖籍是河北大名，这个大名就是《水浒》中说的北京大名府，我们老尹家祖籍尹野马，自古属大名，1961年6月从大名分出到魏县。这样说来，我跟邓丽君在出生时应该扯得上是老乡关系啦，老乡想老乡，永远泪汪汪，永远的邓丽君，永远的邓丽君一歌声。

(六)

转眼就到了大四的春季，我们经常去华中师范学院做近代物理实验。后来说秋季要实习，有几个项目大家可以自己选，我选了《真空技术研究》课题，主要是看中了这个课题组要去北京，我去北京是想去一趟邯郸，去完成一个心愿。选这个课题的只有4个学生，我以外的其他三个全是我班66届的老三届男生。

顾志毅，就如他们寝室的陈公子描写的那样，“是那种外表看似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实则具有厚重家世背景和文化底蕴的人。”他性格随和，人很乐观，与我们女同学也都聊得来；仲炽维精明能干，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的人，玩起电子技术来絕对是高手，且心细如发，还很热衷帮助同学；姚家璋憨厚老实，不多言语，给人感觉有点像是出生于“苦大仇深”家庭的人。我们“四人帮”加一个郭权老师，就奔北京而去，到北京真空设备厂实习。

在北京住的是交通部招待所，是从学校开了介绍信才住上的。第一天早上6点钟服务员就敲门把住宿者赶起来，她们要开始叠被子、扫地、擦桌子了，不让你在那儿睡懒觉。没办法，到大街上去吧，街上到处冷冷清清的，找不到过早的地方。如果是在武汉，任何一个小巷子或居民区都有摆摊子卖过早的，可这是北京啊，我们沿着街走，找到一个小卖部，买了几块面包吃。

好在有三位大哥在，实习不用我操心，整个实习过程由郭老师和仲大哥说了算，我跟着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大哥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工厂休息时我们去玩了香山、颐和园、北海、天安门、中山公园及前门等地方，大部分是不收门票的景点。

去北京前，我领了数学班舒虹一项任务，帮她从北京带一个自行车回武汉。那时买自行车要凭票，舒虹的表亲在北京给她弄了一辆自行车，可一直没有办法带到武汉去，说是火车不让上，也办不了托运。三位大哥说这个自行车包我们身上了。我很好奇，问道：“怎么上火车？”“拆啊，拆成零件拿上车啊，到武汉我们负责给安装好。”我们觉得好难的事情，到了大哥们手上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也让我脑洞大开，学到了“脑筋急转弯”，为后来的工作开启了新思路。

实习很快就结束了，在回武汉的中途站邯郸，我下了火车，走上了7年前我父亲带我走过的路，替父亲完成未了的心愿。我上大学时，父亲因第二次中风已痴呆了，在大四开学前的寒假，父亲去世了。从1973年起，我自父母下放的农村回武汉上高中后，在所有需要填的表格中我都只填写母亲和妹妹的信息，因此父亲去世的事，我没有与学校任何人说。

我首先去了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陵园內有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墓、陈列馆(晋冀鲁豫革命史迹陈列)、烈士纪念堂(晋冀鲁豫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左权将军纪念馆、左权将军墓、四八烈士阁、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烈士公墓等。我祭拜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我国金融事业奠基者)、《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冀南银行第二任行长赖勤及其夫人。

然后去不远处一个小巷，看望了已被平反的右派堂伯。接着乘车去魏县一中，看望烈士尹文则的遗孀，我本家的曾祖奶奶。我记得7年前，我父亲一进门，她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并喊出了名字，接着就是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当时我站在门口，这次我还是站在那个位置，默默地向里面张望。之后參加工作了，每到清明节或者北方阴历十月初一的寒衣节，我仍会不定期走上这条路。  

感谢基础部热心同学组织了 “重走水运路” 活动，让我重新回望了那4年及那个时代，通过那4年的学习，使我认识到独立思考的价值和意义，给我打开了通往梦想的康庄大道。

尹兰，湖北教育出版社退休副编审。完成湖北省“八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策划1995年度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图书选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策划完成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曾获得国家、部委及湖北省多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