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文化】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师资班同学回忆文章集

【编者按】1977年，100余（108）名校友们作为恢复高考的首批学子，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的前身之一）的校门，成为学院基础部迎来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成为了高校基础课教师的重要后备力量。2021年，毕业四十年之际，这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们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对母校的深情和对同窗的牵挂，筹办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77级同学 “重走水运路” 活动，撰写水运基础部77级史实和77级同学回忆文章集，一份份当年的物件、一篇篇回忆录和专门为此次活动创作的主题曲，无不再现77级校友们服从国家需要，勇于担当，孜孜以求、努力奋斗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也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理工精神。

（以下文章为作者回忆，不代表本网观点）

毕业40年，蓦然回首，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才发现我们当年的同学有许多正在奔向70岁甚至奔向80岁，才发现一些当年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们都在变老，随时有可能随风飘去。

人老了都希望给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点念想，把自己的想法和最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不像名人那样，我们沒有那么多成就可以写成一本书，也沒有人愿意帮助我们写回忆录，只有靠自己。然而，我们既没有作家的才华，又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写一本书，所以，我们都拿起笔，在互联网上聚在一起，把我们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后简称水运）的经历和故事记录下来，融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一本书。

在水运上学的那些事儿

符力平 7703班

一、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

1977年是我下乡当知青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的起步阶段，各行各业都在逐步恢复遭“文革”破坏的原有秩序，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我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心里一阵欣喜，因为这对我们知青来讲，无疑是大好消息。可是面对复习备考，却又感到一丝无奈，因为大队书记明确放出话来：参加考试可以，但不能耽搁队里的出工！那个时候，大队书记是最具权威的，谁都不敢得罪他，遇见他时我们心里都很紧张害怕。记得有一天大清早，我们几个知青坐在谷场上看书复习，正好就被大队书记撞见，然后就是一顿教育，最后撂下一句狠话：你们考取了是你们的本事，考不起的话再別想回城了，就在这里好好接受再教育吧。顿时我们只好怏怏散去，各自拿起农具去出工。

我最终能够考上大学，应该说靠的是一点点运气。按照农村人说法，地里的活干多了，身上会沾上毒气长疖子。正好那段时间，我左手背靠近虎口的地方长了一个疔，红红的小疔不大，可周围都因它肿了起来，没过几天就一直肿到胳膊上去了，连手掌心也开始发乌，肿胀的胳膊不仅痛，而且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我试着去跟大队领导请假，说要回家治疗，看到我手臂肿胀成那个样子，他们也就只好答应了。不幸之中，我因此额外得到了20多天宝贵的复习时间。

在我进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之前，中间还经历过一段小插曲。77年年底高考结束之后，正好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征兵季，一心想回城的我，也不想放过这次机会，于是就报了名想参军。说实话，当兵也一直是我的梦想，自己从小在部队长大，心里充滿军人荣誉感。最终，我们知青点共有5人通过体检政审获得应征，我也在其中。老话说，运气来了挡不住，此时好运继续眷顾我，不久，我又接到通知作进一步体检，结果我被应征为海军特潜兵（上核潜艇的）。1978年春节之后，征兵的人来到我家，一方面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另一方面也告知我父母，说要我做好准备，先去青岛潜艇学校学习两年，然后再上潜艇。正当我在知青点等着接兵的来把我带走，沒想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来了。这下可把我给难住了，是去当兵还是去上大学？不知所措的我拿着通知书跑回家，去跟父母商量，看看怎么办。平时不太管我的父亲也拿不定主意，难得地跑出去打听情況，恰好省军区他一个战友的小孩正在核潜艇上服役，说是特潜兵很辛苦，有时在海底下一待就是一两个月，终日不见阳光，也吃不上新鲜蔬菜，需要身体特别好才行。考虑到我身体比较单薄，怕我吃不了这个苦，也正好当时中央还有一个专门文件，说是“当兵服从上大学”，于是，父亲决定让我去读书。他对我说：一个是造船，一个是驾船，你还是去造船吧。就这样，我揣着大学通知书，来到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造船系。

回想当年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感谢的并不是什么好运气，而应感谢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试想，如果当时没有那条“当兵服从上大学”的政策，我能上大学吗？

图1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教学主楼

二、转入数理班

开学前，在没有父母关照的情况下，我自己一个人把上学需带的行李办了托运。跟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那时要带的东西特别多，什么水桶、脸盆、箱子、被子等都是要带上的。记得我借了一辆板车，把所有这些东西从家里拖到火车站。到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接待我的是造船系一位中年老师，他个子不高，非常和蔼，问长问短。我当时身上仅着一件旧军装，没穿棉袄，他非常关切地对我说：多穿点，别着凉了。对于我这样一个初次出远门的外地人来讲，感觉特别温馨。

來到寝室，连我一起当时还只到了3个人，一个是来自云南的冯锦璋，另一个则来自江苏，他的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冯锦璋之所以还记得，是因为在我离开造船系之后，我们还经常来往，而且，他的学习也是出了名的好。他跟我年龄差不多，个头也差不多，他父母原籍是上海，支边去的云南，他在云南长大。说起文化知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最慘了，刚读完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先是打到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之后各种运动连绵不断，学校几乎没有任何正常教学秩序，学生根本不读书，期间还要学工学农，再加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大家真正学到的知识少之又少。就是在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基础上，冯锦璋经过自己顽强刻苦的学习，先后获得学校举办的英语和高等数学竞赛的名次奖（我们班只有汪明一人获得英语名次奖，高等数学一等奖为78级机零班的徐邦伟获得），这些成绩的取得，全得益于他的刻苦学习。据说大学4年，他只有一个假期回过上海老家，其余的寒暑假全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平时，他的学习抓得非常紧，天没亮就起来跑步，洗漱之后就将全天要学的资料带齐，装入一个大书包，拿上饭碗就出寝室了，然后要一直等到下晚自习，他才会回寝室，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教室或图书馆里度过。由于我们跟造船系住在一座楼的同一层，每次我早上起来跑步，原以为自己起得早，可我每次出门总会碰到已跑完步的冯锦璋回寝室。象他这样紧张的日程安排，坚持一两个月还行，时间长了真会让人受不了，早起晚睡，白天肯定会犯困，身体肯定扛不住，反正我是坚持不下來的。可是冯锦璋却能坚持下来，而且一年四季都是如此，雷打不动。他这样赌命拼搏、刻苦学习，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意志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知道他也有难熬的时候，据他同班同学说，他也会犯困，有次下午政治学习，他和同学一起在寢室里开会，会议开着开着，忽听“砰”的一声响，冯锦璋的头猛地砸在桌子上，就这样睡着了⋯⋯。而当会议一结束，他立马就醒过来，背起书包又去教室了。我也亲眼见过冯锦璋犯困，那是我们开工程数学课那年，他到我们班上来听课，他当时坐在我前面，后來一定是瞌睡来了，我看到他使劲用牙咬自己的手，好让自己不睡过去，手被咬出深深的牙印，我看了真心痛。总之，象冯锦璋这样刻苦读书的拼命三郎，我至今沒见过第二人。毕业那年，他好像就考上了七零二所的研究生。

在造船系没待上几天，跟我同一个系的唐渝林跑来找我，问我想不想去数理班。说实话，当时我对造船并没有什么感觉，而是觉得学数学和物理好像更有意思一些。高考时，湖南语文的作文题是《心里有话跟党说》，当时我写的作文大意就是：我想上大学，我要学物理，要为国家做贡献。也不知当时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好象还特别具体写道，我要学好原子物理，将来可以将原子组合起来，实现人造粮食，这样人们就不用下田种地了，要多少粮食就人造多少粮食，彻底解决人们吃饭问题。可见，我对物理的兴趣很早就有了，现在考上了大学，学校虽然沒有物理系，但是有机会专门学习数学和物理，岂不是大好的事吗！我当时并没细想，就毫不犹豫地对唐渝林说：我愿意。然后，他说会跟系里老师说一下，但还要查一下我的高考成绩，看看是否合格。没几天消息就出来了，我和唐渝林一同进了数理班。之后因对物理更感兴趣，又到了物理班，唐渝林则去了力学班。

转到数理班后，和我同寝室的室友換成了郑辉杰、余泽昌等几个人。郑辉杰来自广东，个子不高，当时只有十五岁，大家都称他“小广东”，那一年他家三兄弟同时考上大学。虽然小广东年龄小，但比较爱打扮，每天早上洗漱完之后，都要把额头前的刘海竖直向上梳起，凸显青春，加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特別机灵活泼。余泽昌则来自福建，温文尔雅，我跟他学的第一句闵南话就是“吃饭”，发音是：dia（三声) po（四声）。后来他们两个都去了数学班。

三、我的物理启蒙老师

入学大概一两个月之后，我的专业才正式定下来，确定为物理师资班。之前基础部组织我们学生开了一个征求意见会，会上基础部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各个专业的教师情况，我看到物理专业有宋伯廉教授，且自己又喜爱物理，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班。

宋伯廉老师可以说是我们物理班的始创者、设计师和学业导师，从开始筹划物理班，到决定招生人数，再到安排整个4年的教学计划，无一不是宋老师亲手操办。他是基础部少有的几位教授之一，当时的教授非常稀少，因为“文革”以來就没有评过职称，宋老师这样的教授还是在“文革”之前评上的。事实上，我曾在学校图书馆查过刚解放不久那段时间的《物理学报》，就看到上面有宋伯廉教授时任湖北省物理学会秘书长的记载。我校在湖北省众多高校中能占有这样一席之地，实属不易，也多亏有了宋教授。

图2 2018年1月17日宋老师102岁

宋老师不仅是我们物理班的设计师和学业导师，他还身体力行亲自为我们开课，普通物理学中的前两门课“力学”和“热学”就是宋老师教的，所用教材见图3。刚进物理班时，我的物理基础几乎是零，高考那阵子要不是自己看书复习，搞懂了能量守恒定律，估计物理也得不了几分。所以，宋老师的课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回想起来，不得不说宋老师就是我的物理启蒙老师！

图3 当时的“力学”和“热学”教材

宋老师给我们上课那阵已年逾六十，但精神矍铄，十分认真，他带着一副特殊的眼镜，镜片大部分是平光的，但在镜片下方磨有老花的度数，这样，在他看我们和看教案时都不用摘眼镜。宋老师讲课非常细致，细致到几近老人唠叨的程度，但对我这种基础差的学生来讲，却感觉非常好。例如，在求一个质点在某刻的速度时，一种低级错误就是把那一刻的时间代入运动方程，再求时间的导数，这就必然导致速度为零。当然，我们大多数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但宋老师还是会给我们作交代，要我们避免犯这样的错误。此外，宋老师讲课非常注重物理直观，任何物理上的概念，他都会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來加以说明。例如，讲到惯性时，他会拿功夫的例子来说事：即当一个人睡在一块大石板下面时，无论你使多大力气，用大锤去击打石板，石板下的人都不会有事（好像听顾思洪讲过，宋老师曾亲自表演过此功夫）。又如，在讲液体一章时，他对液体表面现象的描述，还有他用分子论的观点去解释像液面弯曲以及毛细现象等，其讲解之详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物理学的真正意义与魅力。宋老师还是一位极其负责任的老师，那么大年纪了，他仍然按照当时的教学规程，按时跑到我们宿舍答疑室为我们答疑。也许我是找宋老师答疑次数最多的学生，至今我还保留有宋老师给我答疑时的草稿笔迹，可惜我一下子找不到原件，不能在这里展示。

普通物理课的第三门是电磁学。教我们的是丁永旺老师，丁老师高子比较高，当年40多岁，戴一副茶色眼镜，使他的眼睛显得特別深邃。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恢复高考之后调入我们学校的，他一家人还曾在学生宿舍住过一阵子。丁老师对待教学也是极其认真，在给我们开课前，他准备了一个学期，除写好教案外，还把教材里的习题全都做了，所用教材见图4，该课程我们学了一个半学期。

图4 电磁学课程的教材（北大赵凯华等著）

丁老师上课的特点是其板书极为规范，内容基本是按照书本进行，讲解非常清楚，一堂课下来再自己看看书，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作业。丁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作业必须按时交，他也做到了按时批改，在交本次作业的同时，他一定会把批改好了的上一次作业发给大家。在我学过的所有课程里，可能“电磁学”这门课的作业是完成得最好的，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的作业本，见图5。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至今留有印象，一般人讲课时免不了要被粉笔灰刺激到喉咙，引起咳痰，但每当丁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他都会掏出手绢来（当时还不习惯用纸巾），捂在自己嘴巴上，再将痰吐到手绢里，然后一起揣进裤兜。我当时看了心里觉得很不舒服，认为脏，但后来仔细一想，就觉得丁老师做得对，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为我们树立了爱护公共卫生的榜样。

图5 电磁学的作业，有丁老师的批改

四、与数学的不解之缘

可能是宋老师制定物理班教学计划时，强调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的“高等数学”课改成了“数学分析”，与数学力学班一起上（当然也不排除是出于节省教师的可能）。

给我们开“数学分析”的是朱樵老师，第一堂课我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原来是驾船的，数学是自学的……”朱老师是上海人，讲的普通话带着江浙味，但语速很慢，能听得很清楚。他当时年约50岁左右，个头中等偏上，但头特别大，一双机敏的大眼睛与他那微胖而略显迟钝的身体形成较大反差。由于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数学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数学分析一开始是从初等数学讲起，如因式分解等，那时对朱老师的讲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等到进入到集合、实数理论之后，大家就顿时感到了压力，等到后面使用ε-δ语言时，有人就坐不住了，大喊太难了，太难了。确实该课程的起点比较高（现在回过头来看，朱老师的讲法确实是现代讲法，值得推崇），对当时我们的水平来讲，确实难度不小。虽然当时指定的教材是吉林大学江泽坚编写的《数学分析》，但朱老师压根儿就没按那本书讲，而是从最一般的集合讲起，内容自成一体。所以，我们用的实际上是朱老师自编的教材。那时候还没有个人电脑，所以，每当朱老师写完一章或一节时，就会请人用蜡纸刻写好，然后再去油印、装订成册，一本一本发给我们，到最后，我们的教材就由这些油印小册子合订而成的。

朱老师上课的最大特点就是从不带讲稿，哪怕是再复杂的数学式子，再长再难的证明，他都是一字不落地现场推导，现场写证明。他教的其他课程，如数学物理方程、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也都是如此。例如，上数学物理方程课讲到Sturm-Liouville问题时，会出现一些特殊函数，像Bessel函数、Legendre函数等，这些函数都是由一些特殊的多项式构成，且这些函数的不同阶次之间还有一些关系式。所有这些内容，朱老师都是在黑板上一步一步地演算出来，逐一加以证明，从不需要带讲稿。如果说上课不带讲稿可以靠背下来做得到的话，那么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能快速做出正确回答，则是需要真功夫的。事实上，朱老师推演和讲解完之后，会让同学们就其中的各个步骤提问，有时学生提问的话语还未落下，朱老师就开始回答了，他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反应速度之快让我们瞠目结舌。平时，学生也会向他请教各种不会做的题目，如数学分析里的题，朱老师都能马上一一解答。充分体现了朱老师对这些课程内容驾轻就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朱老师深厚的数学功底和对教学游刃有余的把握，这是大多数同学对朱老师深怀敬意的原因。

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我也被朱老师讲课的精湛技艺和缜密的逻辑论证所震惊，而这种深度震撼更加激发出我对数学的好奇，虽然我的基础也不好，听起课来也有难度，对数学的兴趣却越来越大。当然，对数学的这种偏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数学其实是描述物理学理论的语言，脱离了数学这种语言，很多物理学的“事”就没法讲清，也没法学到手。为此，除了物理班必修的数学课外，我还跟着数学班一起，先后学习了微分几何和实变函数论与泛函分析（上）两门课程，其所用教材见图6。

图6 自己选学的两门数学课教材

在跟朱老师上课的过程中，我对朱老师也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朱老师是在上海读的中学，那时他就对数学非常感兴趣，他的老师中有像余元庆这样的一批数学名师，后来考入大连海运学院，学习雷达，再后来自己又转学数学。朱老师与上海复旦大学的夏道行关系很好，很早就有数学方面的学术交往。20世纪60年代，夏道行组织翻译了前苏联著名数学家盖尔芳特（第一届数学沃尔夫奖得主）《广义函数》一书，该书一共有四卷，一卷和四卷很快就翻译完毕并出版。不久“文革”开始，剩下两卷的翻译就此搁浅，一直到恢复高考后，才又重新启动翻译事宜。由于他俩的特殊关系，夏道行遂将第二卷的翻译任务交给了朱樵老师，因此，朱老师在给我们上课的同时，还肩负着此书的翻译工作。最终，该套书直到1985年才告出齐，见图7。

图7《广义函数》一书

30多年之后的2017年，我撰写出版了一本《量子力学》，其中就离不开《广义函数》这套书对我的帮助。我在书中谈到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问题，引用了《广义函数》中一个定理，即所谓的装备希尔伯特空间（rigged-Hilbert space）上的一个结论，一般教材很少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见图8。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上过朱老师的课，我不会知道有这套书存在，也就不会在毕业之后的几年里一直关注这套书的出版，更不会买到此书，当然就不会在我的《量子力学》一书中写上那么一段有意义的内容。感恩朱樵老师！

图8 我的《量子力学》一书

在跟数学班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我与梅顺治交流比较多，也常听他谈数学。比如，在学实变函数论的时候，他就对我介绍，如何将从实数引入的测度推广到一般集合上去，并还给我推荐了Halmos的《Measure Theory》一书，说关于测度理论，该书是写得最好的。我认为他对测度理论是有心得的，毕业后他从事概率理论方面的研究，自然也是得益于他在测度理论方面的优势。我结婚的时候，他还给我寄来了贺信，见图9。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未能送上我的祝福，至今深感遗憾，以后见了面，一定要向他道个歉。

图9 数学班的梅顺治同学以及他给我的新婚志喜

在与梅顺治交往中，我还有幸与数学教研室的习传裕老教授有过几次接触。他是从印度留学回国的，也是基础课部为数不多的几位教授之一。可能是受到“文革”的冲击，或者是年纪较大的原因，习老师一直没有出来上课，因此大多数同学都不太知道他。不晓得梅顺治是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知道他的住处，并先后几次邀我一起去他家。习老师住在家属区内的一栋教授楼，整栋楼就他一个人住，老伴已过世，唯一的女儿已在成家后搬出，只是每个星期过来看他一下，给他买些食物。记得第一次去他家是个晚上，他见我们来了非常热情，虽然老教授人比较瘦小，但精神状态极佳。他把我们迎进书房，书房里有一面墙被做成了书柜，上面全摆满了书，而且绝大多数是外文书。书柜跟前摆放着一张书桌，他就坐在书柜与书桌之间，书柜对面则是一张长沙发，我和梅顺治就坐在那张沙发上。我从谈话中了解到，老教授主攻微分几何，时下正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桌子上有一本厚厚的英文书，估计是Misner, Thorne 和Wheeler合著的那本《Gravitation》。他还给我们推荐了由Thirring著的新书《A Course in Mathematical Physics》的第1卷（1978年）。老教授非常健谈，而且兴致勃勃，整个谈话过程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在讲。另外，我也了解到，老教授的生活非常简朴，平时一个人，基本上就靠吃几个馒头过日子。从他那里，我进一步了解到微分几何在物理学中的应用。

图10 与老教授相似的书房

在多年学习数学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其价值，也更加清楚认识到应该如何从物理学角度看待数学。实际上，学物理并不需要那么多数学知识，而且，不同专业对数学的要求也不一样，不需要一股脑学很多数学知识。从最一般角度讲，我认为学物理的（学其他专业的基本上也是一样）无外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掌握数学：一是学好如何求“变化率”；二是学好如何求“和”（正好对应初等数学的微分和积分）。因为“变化率”与物质的运动规律相关；而求“和”则与测量有关。当然这里的求变化率和求和可以是在不同场合中进行，例如，在时空流形上来做这两件事。

五、难忘同学情

经过差不多两个月又是转系又是选专业的周折，我的寝室也是换了一处又一处，最终，寢室定在了学生宿舍3号楼，位于该栋三楼南边且靠近楼梯口，位置非常好。我和室友一共六人，他们分别是：汪明、仲炽维、姚家璋、汪家喜、吕建桥和我。前四位都是66、67届高中生，是老大哥，吕建桥和我则是75届高中生，属于小一辈。此外，我和姚家璋来自外地，其余的都家住武汉。我在这个寝室一直住到毕业，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光，期间有不少值得回忆的事情：

先说说汪明。他祖籍浙江，但母亲是湖南人，所以他常跟我开玩笑说，我们是半个老乡。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属于书香门第。他母亲的舅舅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李振翩教授——著名的美籍华人，从事医学研究，曾任第一届华人协会会长，是中美建交后最早访问我国的美籍华人之一，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包括毛主席）的接见。在我还没上大学之前，就好几次在人民日报上见过此类报道。汪明小时候是在东北沈阳金属研究所度过的，认识我国著名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长大后随父母搬至武汉。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所以，他的学习特别好，自己也很发奋，66年高中毕业那年，报考清华的志愿都填好了，要不是“文革”骤起，他应该是清华的学子。

我与汪明住在一起，学习上自然得到他不少帮助，尤其是在外语学习方面。我中学学的俄语，没什么英语基础，而汪明的英语超级厉害，进校后经考察，两年的英语课都获免修（让我们羡慕死了）。他在英语学习上给我不少指教，首先教我音标，然后要我学英语九百句，之后又把他中学用过的英语课本拿来给我，最后，还帮我买来北外以前的教科书——许国璋的《英语》，见图11。他还给我布置英语作业，帮我批改，对我要求很严格。比如，翻查英语词典时，要求我必须三步就得查到要找的那个字。正是在他的指教和帮助下，我的英语水平逐渐提高，后来从英语慢班跳到了快班。毕业时，我的英语水平已达到能够考研究生的水平（毕业那年，我参加了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考试，英语过了关，但专业考得较差，落榜了）。回想起来，一句话，谢谢汪明大哥！

图11 汪明给我买的许国璋《英语》教材

对我学习帮助很大的还有仲炽维大哥，他的动手能力极强，在进入大学之前，他就自己动手安装了一台电视机（那时电视机刚出来，是黑白那种，还不普及，甚至连买台电视机都是种奢望。第一个暑假返校时，我还是通过父亲的关系给汪明带了一台电视机，因为他在武汉很难买到），可见他的电子技术水平非同一般。大二时，我们开设了一门电子技术课，为期一年，他获免修（又让我们羡慕死了）。第一个学期我还去听听课，到了第二个学期就觉得课程内容这也近似，那也近似，兴趣不大，加上那时想去听数学课，于是就没去上课，剩下的内容基本上是仲炽维大哥给我开小灶补上的。特别是考试复习那会儿，都是他给我划重点，讲要点，使我的考试得以顺利通过。

仲炽维还是一个細心能干的人，用现在的话讲，是个模范丈夫。他女儿78年出生，那会我们刚入学不久，课程压力比较大，特别是数学课。但为了照顾襁褓中的女儿，他不辞辛劳地天天奔波于学校和在青山的家之间。现在想起来，他们那一代人为了读书，真是不容易。仲炽维中学也是学的俄语，因此，英语对他来说也是个头疼科目。但他学习非常认真。为了更好地看到中英文对照，他利用自己的一双巧手，把整篇课文的中文翻译写在那篇课文所在的书眉上，字体之小、之漂亮让人赞叹不已。据说他在家里什么活都干，而且也干得非常好。我那些朱樵老师的数学册子就是他帮我装订的，见图12。

图12 仲炽维用线装订的教材

睡在我下铺的是汪家喜，他在读大学前已是武钢设计院的职工了，但父母家在农村，他在农村长大，从小吃过不少苦，他能从农村进到城市很不容易。他的武汉口音不是那么纯正，能听得出不是武汉本地人。正因为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为人干脆，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拐弯抹角，同时，也很好强，从不服输。记得有一阵子，作为一项娱乐消遣活动，同学中间时兴“拱猪”。在我看来，他的“拱猪”水平应该是最高的，但是，那时谁也不服谁，他也坚持必须要分出个子丑寅卯來。但是，要怎样才能确定一个人水平高低呢？这事难不倒我们，汪明拿出笔和纸来，一通排列组合计算，得出谁和谁配对，得打多少轮，谁又和谁该打多少轮。总之，最后要确定每个人的名次，差不多要打一百多把。定好比赛程序后，每个人都跃跃欲试，焦急地等待着上场一搏。晚上熄灯了还在继续打，头一个晚上没打完，第二天晚上又接着打，没有上场的也趴在床上观战。不知是比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此事就被查房的老师发现了，结果我们寝室受到全系点名批评。不仅如此，仲炽维还代表我们寝室在全系学生大会上作了检讨，此事后來就不了了之了。

在生活上，汪家喜对我也有不少照顾。他多次邀我去他单位玩。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他单位看电影，放映的是世界名著 《巴黎圣母院》。那天晚上还是在他宿舍过的夜，记得满脑子都被影片里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所萦绕，那么高的教堂人是怎么上去的？有的人那么美的，怎么有的人又那么丑？翻来覆去，弄得我好晚才睡着。汪家喜对我的关心很实在，他曾信誓旦旦对我说过，如果我留在武汉，他一定要给我介绍一个美女护士，因为他夫人就在医院工作，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姚家璋也是我们寝室里的老大哥，当时都三十好几了，却连个对象都没有。他为人老实忠厚，甚至都有点唯唯诺诺。同学、甚至系里的老师要给他介绍对象，他都婉言谢绝。他家也不在武汉，到了周末，寝室里就剩下我们两人。我们经常一起看电影或聊天，但他很少聊他的过去和他的家庭。有好几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找对象，他都不说，我甚至曾冒昧地问他，是不是以前谈恋爱受过打击，就再也不谈了？他也不置可否。看得出，他以前吃过不少苦。下图13分别是姚家璋的照片，以及姚家璋、仲炽维和我在教学大楼前的合影。

图13 姚家璋及合照

寝室里唯一与我年龄相仿的就是吕建桥，他家住武汉水校，本地人。同学里面，要数他长得最帅，中等偏上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走起路来风火一般。他游泳游得一级棒，又打得一手好篮球，我自认篮球水平还可以，曾在中学进过校篮球队，但单挑不过他。也许是代沟原因吧，在寝室里我们俩常会因不明世故而被四位大哥取笑。比如，汪明就笑话我语文水平太差，把“不敢苟同”理解成“不敢狗同”，还以为是骂人的话。当然，吕建桥平时话多，所以，他被取笑的次数要比我多。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其实是一部老片子。当影片里女主角古兰丹姆被解放军从土匪手中解救出来时，跟解放军同来的未婚夫阿米尔既惊喜又手足无措，这时一个解放军战士喊道：“上！阿米尔！”一时间感动无数观众。因古兰丹姆嘴上角有颗痣，跟我们班女同学徐晓英极像，吕建桥没有女朋友，大家开玩笑想撮合他俩，于是就叫他阿米尔，并在遇到某种场合时，都会不失时机地叫道：“上！阿米尔！”他这个绰号一直在同学中流传至今。

再说一下我自己。我在部队大院长大，平时与社会接触少，思想比较单纯，还算比较随和，与谁都合得来。大学头一两年过得还充实，但进到大学三年级时，自己心理遭过一次重创，脾气变得怪僻，与吕建桥，甚至与汪明都闹过别扭。我一度搬出寝室，独自一人住到四楼答疑室里，只想一个人靜靜呆着。那时，我没告诉过任何人，也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失恋，经历了有生以來最大的痛苦，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甚至觉得生无可恋，连轻生的念头都有了。当时，已确定恋爱关系半年的对象，提出和我分手，如果与对方认识时间不长，可能我还不会有那么大反应，但她却是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一起劳动生活了3年，彼此都非常熟悉和了解。她1.68米的个子，非常漂亮，父母北方人，是南下过来的。由于我们下放在一起，彼此之间很有好感，我考上大学后，她才回城工作，每次寒暑假我回到家里，她都会来看我，我没事也常去她家，相互无话不谈，关系非常融洽。大学两年半后，正值暑假期，我鼓足了勇气，向她表白，她也欣然答应了。可是，还没等上一个学期，她就提出来要分手，我写信问是什么原因，她也不回信。至今我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猜想可能是她父母的原因吧。经过大半年时间之后，我才从失恋痛苦中走出來，到大四时才基本恢复正常。我很庆幸最终战胜了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挺了过来。

六、其他部分同学掠影

四位老大哥，左起：李建生、李怀忠、黄兆华、汪明

与同学加老乡江爱国

与同学顾思洪

与同学陈诤直

与同学吴雄

三人行

毕业时分

2016年，部分同学在武汉聚会，前排左起：高建明、尹兰、赵昭君、夏进。后排左起：汪家喜、符力平、韩庆奎、顾志毅、陈诤直、雷汉章、黄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