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文化】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师资班同学回忆文章集

【编者按】1977年，100余（108）名校友们作为恢复高考的首批学子，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的前身之一）的校门，成为学院基础部迎来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成为了高校基础课教师的重要后备力量。2021年，毕业四十年之际，这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们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对母校的深情和对同窗的牵挂，筹办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77级同学 “重走水运路” 活动，撰写水运基础部77级史实和77级同学回忆文章集，一份份当年的物件、一篇篇回忆录和专门为此次活动创作的主题曲，无不再现77级校友们服从国家需要，勇于担当，孜孜以求、努力奋斗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也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理工精神。

（以下文章为作者回忆，不代表本网观点）

毕业40年，蓦然回首，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才发现我们当年的同学有许多正在奔向70岁甚至奔向80岁，才发现一些当年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们都在变老，随时有可能随风飘去。

人老了都希望给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点念想，把自己的想法和最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不像名人那样，我们沒有那么多成就可以写成一本书，也沒有人愿意帮助我们写回忆录，只有靠自己。然而，我们既没有作家的才华，又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写一本书，所以，我们都拿起笔，在互联网上聚在一起，把我们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后简称水运）的经历和故事记录下来，融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一本书。

我和水运（短文五篇）

刘康勇 7701班

1.读书与打球

大学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人。在大学，对我影响最深的不是读书，而是打球。打排球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我在水运校学生男子排球队打了四年球。读书期间，每年有半个学期的时间要在课后参加球队训练以及参加一年一度的高校联赛。在校四年，我累计用了约一年的业余时间，参加球队活动。此外，每周四下午政治学习结束后，是我和朱倩军、宛毅、刘明进等几个同班同学的“每周一歌” 打排球活动。我们在宿舍楼下的小操场上打球，每次都吸引来不少基础部各班的男女生，甚至还有其他系的学生，围在一起打球。大家在一起打球不是为了切磋球艺，而是为了开心！

由于朱倩军的那只排球是猪皮面的，一到冬天，球面发硬，打得手疼皮开裂。而7702班女生罗维亚和汪黎明的房间里有一支软牛皮面的排球，于是，我们就盯上了这只球，常常趁她们不打球时，向她们借球，大伙还把借球的任务交给了我。每次政治学习时，我都心不在焉，巴不得快点结束。政治学习一结束，我换好球衣后就会跑到她们房间窗外的楼下，战战噤噤的朝上面喊，渴望从窗子里会掉下来那只球。这件事要是放在现在，别人一定以为这个男生对女生有什么图谋，不会想到会是在那里等球！或许是我们的行为感染了这些女生，后来，她们主动带着那只球加入了我们的 “每周一歌”, 我再也不用站在窗下讨球了。

打球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对学习有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要处理好读书和打球的关系真不容易。记得我们大学毕业的分配去向公布后的第二天，吳秀恒副院长召集各运动队的队长和有突出运动成绩的毕业生开了一个座谈会，代表学校感谢大家对学校体育活动的贡献。出人意料的是，会议的气氛并不欢乐，一些同学不满自己的工作分配，纷纷“倒苦水”，抱怨学校领导在搞活动的时候想到他们，而在毕业分配工作单位时，却只考虑学习成绩。

作为运动队的一员，我十分理解这些同学的心情和痛苦。我们这些运动队的同学入学时的文化基础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没有任何优势。而当大多数同学在废寝忘食地学习时，我们却要花费大量时间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差，每次训练完后，到食堂打晚饭，菜饭都是凉的。洗澡也是难题，只能经常用凉水冲洗。艰苦的生活条件对参加运动队的同学都是一种考验。还有训练和比赛造成的各种运动损伤，对许多校队队员的身体和学习都带来负面影响。我也不例外，因运动伤痛，每年都要牺牲一些学习时间，在学校医务室接受几个疗程的理疗。我作为校男排的队长，除了打球外，还要协助教练管理球队。

每次训练前，要提前准备场地，训练完后，要帮助教练收拾场地。队员们有什么想法，我要和教练沟通，队员闹情绪，我要协助教练做疏导工作。那时候，通讯工具落后，有时因训练时间更改，或者有临时的比赛任务，我和教练需要分头四处通知队员。这些事务的确花费我不少时间。

然而，我是这次座谈会上的少数幸运者之一，因学习成绩达到要求而留校任教。一位同学问我：你的球打得好，学习成绩也好，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回答道：要依靠自己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从入学起，我就时常提醒自己，读书的机会难得，要珍惜这个机会。在校队打球的第二年，我就感到球队活动对我的学习有影响，曾要求退出球队。后经教练钱鹤云老师和基础部张鸿翼主任反复做工作，我虽然答应继续在球队打球，但也意识到我必须认真面对读书和打球这对矛盾。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应该怎样在以学业为主的情况下参加校队活动，怎样合理安排每天的时间，提高学习效率。我少年时听长辈们说，读书只有进入到“身外无物，心外无物”的状态，才能把书读好。所以，在学习时间里，我集中精力，尽力使自己保持在这种状态。在打球时，则专心训练和比赛。每次打完球后，头脑放松，学习的效率就提高了，从而弥补了一部分时间上的损失。打球还能活跃人的思维，使人易于理解枯燥抽象的数学理论。更重要的是，打球练就了我的自信心和吃苦耐劳的作风，培养了一种要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意志。经过4年不懈的努力，我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同时，我和全体队员齐心协力，使水运男排在那4年里一直保持着高校联赛前三名的成绩。

2.我的寝室伙伴

刚进校时，我的寝室里有6个人，一半外地的，一半武汉伢，分别来自7701和7702班。 我记得，从最远的地方来的是秦皇岛的赵卫民，他操一口洪亮的京腔，中气十足，每句话的尾音都是高音升调，让我这个听惯了降调的湖北佬耳目一新。而那个说话细声细语的孙良来自江苏，他虽话不多，眉宇间却透出江南才子的文化素养! 每次只要看见他走路时若有所思的神态，就知道他脑子里正在梳理着衣卜西农和德尔塔。个子苗条来自无锡的张建刚，白皮细肉，一口吴侬软语，听他说话像是在欣赏越剧。那一半湖北佬中，胡启发和梅顺治均来自汉阳。他俩能说会道，天南地北能说一晚上。别看小梅闲聊时满嘴武汉人特有的牛气，一谈起正事却句句有哲理。启发是我们房间里的小喇叭，五湖四海，天上人间，令我们身在茅庐便知天下事。他兴趣广泛，还会玩乐器，有他在,  房间里就不缺生气。我家离水运距离最近，由于不善言谈，我就心甘情愿地充当室友们的忠实听众和粉丝。我就是在这个充满着浓郁文化氛围的寝室里开始了大学新生活！

入学几个月后寝室调整，我就和这些“初恋”室友们分别了。从学生2号楼搬到3号楼。新寝室里的6个人全是湖北佬，都来自7701班。有谢锋、闵联营、熊伟、周飞跃、朱倩军和我。由于年龄接近，大家一见面就很投缘，房间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由于熊伟的武汉话不够标准，大家就常拿他开心。每次班里搞联欢，我们6人总是步调一致，一起编排节目。起初，我们编排一些小合唱和朗诵一类的节目。 后来，觉得不过瘾，心血来潮，6个光头竟然要排练六人舞。尽管我们刻苦排练，还请班上的女生来传教，但我们热情似火却四肢僵硬，上台一演出，简直是群魔乱舞，令人笑掉大牙。可是，我们却很投入，在舞台上认认真真地做完了每一个动作。后来，学校风行交谊舞，我们6个人也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有空就练，十分着迷。这是一个充满着快乐的集体，6人在这里一直住到毕业。

前排左起：闵联营、谢锋、刘康勇　后排左起：周飞跃、熊伟、朱倩军

3.砥砺前行

在大学读书期间，早晨起床时，我最先看到的同学常常是对面下铺的朱倩军。我是急性子，他性情温和，我们在一起相处却十分融洽。在我们的床之间摆放着一张大桌子，每天我们俩不是面对面的坐在桌前吃饭，就是坐在那里读书或者聊天。课余时间我们也经常在一起打球，一起参加班级活动，真的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无拘无束，一起过了4年。在我的生活中，这是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有的体验。

我和朱倩军接触时间长了，就慢慢地发现，在他文静的外表之下，有着一种做事持之以恒的特质。每到周末，家住武汉的同学一般都搭乘公交车回家。朱倩军家住华农，离学校比较远，还要倒车。所以，他选择骑自行车往返。每周回家前，他都会在宿舍楼下调整清洁那辆单车。那辆车虽已十分陈旧，但经他精心保养，总是干净光亮。就这样，他4年如一日，不管风吹雨打，不论春夏秋冬，每个周末都不辞辛苦骑车80多里往返于学校和家里。

那个时候，我觉得一切好像都很自然。毕业后，我却不时会怀念和他同学时的那种感觉。每次和他通话或者见到他，海阔天空的聊一聊，心里就有一种安逸感。后来，我离开了武汉，但只要有机会回老家，就想去见见他。记得十几年前我回国探亲时，还带着当时已经80多岁的老娘一起跑到他家里开心的玩了一天。

大学毕业后，朱倩军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份坚守，专心教师工作，不为各种社会潮流所动，36年如一日，在三尺讲台谱写人生芳华。他曾说：我是一个摆渡人，接过前人的桨，努力载好一批又一批追梦人抵达彼岸。他以严谨、朴实、勤奋的工作作风，一步一步从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成长为华中农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系的教授、学科带头人和系主任。不幸的是，由于长期过度劳累，突发脑梗塞，致使他半身不遂。尽管中风的后遗症让他半边身体几乎丧失了自主活动的能力，但他凭借坚强的毅力又回到了他所挚爱的讲台，一直坚持工作到退休。

退休后他仍然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每天坚持练习步行，同时开始练习写毛笔字。虽然难度很大，但他不言放弃，依然像当年骑单车风雨兼程那样，顽强的与命运抗争。这期间，每当收到他的一幅毛笔字习作时，我就从那些点横撇捺中看到了他砥砺前行的身影。

当我把“重走水运路”活动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十分高兴。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像我们那样坐下来写自己的回忆文章，但他却努力地写了几幅字，以表达和老同学在网上相聚的激动心情！望着他的手迹，我不禁脱口念出：岁月增，人未老，同学情更浓！

4.老皮

皮新民是我们班的老大哥，比我年长近10岁，大家都称他为“老皮”。老皮是我们班乃至基础部最知名的一个学生，不仅学习成绩顶呱呱，待人又特别热情。他中等个子，胖呼呼的，性格安静。他有不同寻常的大头，头一对大耳朵。他见人总是笑咪咪的，生就一副菩萨相。说到胖，有一次他对我说，他犯阑尾炎开刀时，医生按常规手法下刀后，居然没能把他的肚皮切开，因为里面的脂肪太厚。我问他，你有什么秘密能够长这么胖，他笑笑说：多喝水。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只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的人才能够理解，那时候，食物是多么的匮乏。

我和老皮打交道多是向他请教学习中的问题。每次向他讨教，他都不厌其烦地解答，令我受益匪浅！老皮寝室在我寝室的对面，每到夏天酷热难熬时，他就会打着赤膊，身边放一盆凉水，不时用湿毛巾擦汗，坚持学习。每当看着他圆滚滚的肚皮，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去摸摸。一次，我趁向他讨教问题的机会，把手伸到他肚皮上摸了摸。他却不生气，轻轻地将我的手挪开。现在想起来，只有老皮才能容忍像我这样过分好奇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和老皮由同学变成同事，他还是我们教研室的工会组长。每当学校给教师分发水果和物品的时候，他总是忙得满脸通红，汗水淋淋。他为大家做了许多义务工作，但从未听到过他有什么抱怨，所见到的总是他的一脸笑容。

20多年前，我太太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数学系工作时，老皮来数学系办事。我和太太都是老皮的大学同学，遇到老大哥，我们很高兴，并在珞珈山的一处歺馆招待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和老皮的最后一次聚歺。

老皮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每当我怀念他时，总会想到他的真、善、好。想他给我的帮助和带给我的快乐。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很想告诉他，我们活着的人从来没有忘记他！

5.水运情结

我们是成长在“文革” 时期的一代人。那时，或许是命运作弄人，我虽然生长在大学校园里，却没有读大学的机会。在读大学的年龄，我和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远离课堂，奔赴农村，走进工厂。从父辈们的谈话中，我听得出来，他们最大的遗憾是自己的孩子没有上大学的机会。

恢复高考前，我在工厂烧电焊，没有想过这辈子还能读大学，当时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八级电焊工，根本不会想到一个将改变千百万中国青年的命运的时刻正悄然而至。少年时，我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铁路边玩扒货车。1977年的这一次却不是游戏，我扒上了一趟改变我的命运的时代列车!

高考报志愿时，我报的是水运机械工程专业，打算毕业后到工厂做工程师，结果却被数学专业录取。事后得知，学校为弥补基础课教师的短缺，临时决定从录取的学生中挑选一些考生到数学专业学习。就是这个临时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不仅能够读大学，而且还有机会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在数学专业学习期间，我偶然听到同班同学议论给他们讲数学分析的罗平老师，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的《数学分析》课程由两位老师主讲，我在朱樵教授的班上听课。由于听朱老师的课很吃力，我就悄悄地到罗老师的班上去试听。罗老师个子不高，人很清秀，说话细声慢语，举止温文尔雅，给人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感觉。听完他的第一节课，我就被他的讲课风格和分析问题的方式所吸引。后来，我又悄悄地听了罗老师的几次课，并打算转到他的班上。我把想法告诉罗老师，他想了想对我说：朱老师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数学教师，你应该坚持下去，会有收获的。我明白，罗老师不希望中途影响朱老师的教学，我只好决定继续在朱老师那里听课。虽然没有如愿转班，但我突然觉得我和罗老师更亲近了。

一年后的一个周末，我回家见父母，发现罗老师竟然在我家里。原来，他是我父亲过去的学生。从父亲的口中我才知道，罗老师一付绅士风度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经历。罗老师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学业优异，是做学问的人。不巧的是，他因家庭出身不好，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大冶县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几年。一直到恢复高考后，才调入水运任教。真没有想到，我喜欢的罗老师和我有着这样的渊源。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学毕业后，我如愿以偿，从一名普通的电焊工，一步登天，变成了一名光荣的大学数学教师，和罗老师成了同事！更巧的是，罗老师的儿子考入水运电工系后，我又成了罗老师的儿子的老师，给他们班讲授了《工程数学》课程。就这样，水运将看似毫无关系的几代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现在，我虽然生活在地球的另一半，但令我魂牵梦绕的依然是承载着我们青春年华的水运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