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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刊发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国祥及其博士生楚管迪学习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论文章《论“两个结合”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郭国祥， 楚管迪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重要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新的阐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这个论断写进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之中。“两个结合”作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和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本文基于“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目的，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视野，运用“从后思索法”，也就是“立足当下的历史在场，透视自己时代的历史场景，运用批评性思维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历史性反思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赜“两个结合”的逻辑理路，科学探寻“两个结合”的实践进路。

一、  “两个结合”的逻辑理路

（一）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密切关注并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不断思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早在唯物史观创立时期，马克思就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又明确提出，他们的理论“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里的“随时”“随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具体特点来运用，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逻辑。当一些人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时，马克思严厉地指出，对他而言，这是荣誉也是侮辱。他认为各国的革命与建设具有特殊性，其社会发展道路也不会千篇一律、彼此雷同。马克思特别关注俄国的农村公社，曾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进行过多种预测。他认为俄国若爆发革命，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克思认为他们的理论要注重民族化，应该从各国各民族的生动现实出发，随着时代变化与社会条件为转移。

恩格斯一再告诫无产阶级，“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因地制宜地运用它。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他指出，流亡在美国的德国人，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理论，难以实现理论的强大杠杆作用，领导美国工人运动取得胜利。针对德国“左倾”青年派那种一切从本本出发，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切问题的详尽答案”的错误做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是现成的公式，可以罔顾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任意搬运使用，一旦超出了特定的时间、地点与条件，“它就会变成它的对立物”。他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完全不顾一切现实条件，“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来取得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是愚蠢的想法，必定会断送革命的前途。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先行者，是走俄国自己的道路的光辉典范。在探索俄国革命发展走向时，他对教条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认为生硬套用那些科学理论来设计俄国道路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不是别的，而是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探索革命道路必须“从大家公认的事实出发”。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共产党人囿于传统，否认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针对此情形，列宁表明各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绝不能奉俄国经验为金科玉律，必须考虑具体且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独立自主地运用这些共产主义原则，“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才能探索出适合本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以上论述更多的是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各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进行独立自主、创造性结合的话，那恩格斯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建议、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等，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也要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19世纪80—90年代，社会主义在美国备受谩骂与诋毁，美国工人运动一度消沉，在对这种现实情形进行反思时，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完全脱掉外国的服装。它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这里的脱掉“外国服装”和“彻底美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明，要想被越来越多的先进美国人所接受，必须要穿上“本国服装”，与本民族的语言、风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历史文化传统进行深度融合。他在写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说道：“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这表明，如果忽略了这种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国家特殊民族特征”，仅靠干巴巴的理论说教，是很难使社会主义意识深入到美国人心中的。可见，马克思主义要想在异国他乡发挥出作用，既要考虑到民族实体性的现实维度，也要重视文化精神维度，只有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融通，才能确保革命主体产生思想共鸣、引发同频共振，从而推动革命运动的成熟开展。20世纪20年代，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个思想观点，列宁明确地讽刺说，这完全就是无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规律，玩弄历史唯物主义，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而言是错误的，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言是有害的。他认为民族历史文化是极其重要的，“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可见，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去改造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民族历史传统的融合创新，才能发展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无产阶级文化。

（二） 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百年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持续探索“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史。“两个结合”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形塑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轨迹，是继续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结合”的初步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早期领导人都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但是毛泽东却是那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论述得最精辟”的人。1930年初，同红军中“左倾”教条主义思潮作斗争时，毛泽东就率先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独到见解，从思想认识上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39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继续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要和民族特点相结合。1943年中共中央再次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毛泽东及党中央已经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从欧洲形式转换为中华民族形式，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民族的文化背景、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和风土人情等相融合，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能够被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进而不断展现出强大的实践力量。

在革命年代，加入共产党的都是时代精英，非常熟稔传统文化，但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最好、成就最为突出者，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酷爱中华传统文化，其文章经常引经据典，却又不拘泥于传统经典，善于创造性发挥，化腐朽为神奇。比如毛泽东把儒学中“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崇实致用思想创造性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转化，用广为人知而又容易理解的“实事求是”这一古典成语来通俗表达党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化古为今、点石成金的典范。1939年在华北联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以元始天尊赠送姜子牙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的神话故事，概括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这是他把古书读活，用传统话语阐释革命伟业的经典范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百花齐放”的妙用也显示出其高超的用典艺术。“百花齐放”出自清代章回小说《镜花缘》，用来形容百花盛开、丰富多彩。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方针，表示文艺界各种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应该自由发展，这一方针正是他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借用古代历史道理创造性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文学艺术问题的一个典型。总的来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探索“两个结合”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尊重历史，充分彰显出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刻自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2.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结合”的丰富发展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这条“富民强国”道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坚持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富民”“小康”“大同”思想，并根据改革开放不断变化发展的国情实际，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0世纪90年代后，党对“走自己的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继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江泽民明确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迈向新世纪，胡锦涛进一步指出，“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探索，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始终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实际中，成功地开创了富民强国的中国道路。

这一时期，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使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推陈出新和创新性的发展。比如把“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中“小康”这一概念古为今用，赋予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涵义，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更具有民族特色，易被人民所接受；把“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中“与时偕行”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彻底纠正了唯书唯上的“两个凡是”错误，顺势而为地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命题，启迪我们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把“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及“以和为贵，讲信修睦”等价值观念中蕴藏的“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结合，提出要构建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并为和谐个人、和谐社会、和谐中国、和谐世界而努力，使得中国更具自身凝聚力、更具世界关怀力。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使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有机交融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们党自觉贯彻“相结合”理念，成功地实现了改革开放与“走自己道路”的有机统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发展境界。

3.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两个结合”实现新飞跃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最新成果。习近平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的世情国情党情，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观点，开辟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比如，充分认识党情的新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等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的长期执政作了重要指引；牢牢立足于当前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相结合，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民生、国家安全、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洞悉当今世界局势，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世界发展现实相结合，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想新战略，力所能及地为全球发展贡献智慧与方案。

这一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时代的敏感与文明的担当，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去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深度结合的新境界。比如，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传统文化中“民贵君轻”“敬德保民”等重民爱民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人民至上这一执政理念，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朴素的自然观相结合，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思想理念，强调坚持绿色发展，共同建设人类美好家园；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观相结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论断，深刻阐明了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美好愿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哲学智慧相结合，深刻阐明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强调治国理政要掌握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七种科学思想方法。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两个结合”作出了突出贡献，既让中华传统文化彰显出更鲜活的生命力，也让当代马克思主义显示出更接地气的真理品质，为实现富民强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指导与精神指引。

（三） 现实逻辑：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两个结合”是时代的呼唤，是我们党立足于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着眼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越是接近奋斗目标，越是需要科学理论指引方向，越是要牢牢坚持“两个结合”原则，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劈波斩浪，奋力答好新征程的新考卷。

1.“两个结合”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首先，时代的际遇，社会的变革，带来诸多矛盾与挑战，迫切需要我们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更加深入推进“第一个结合”。当前，战略全局与世界变局在同一时空下交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虽然蕴含重大机遇，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从国际上来看，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东西方文明冲突加剧，大国战略博弈日益热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蔓延，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焦虑感与危机感空前增强，他们为了遏制我国的崛起步伐，频频挑起意识形态对抗，“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从国内看，经过百年奋斗，我国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动力还需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亟待回应，仍要直面如何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如何引领我国发展格局的深刻变革，如何建设文化强国，如何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重大问题。这迫切需要我们通过“结合”来一一回应与破解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突出的矛盾与问题，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不断用“中国特色”方案超越“文明冲突论”、突破“历史终结论”，在大变局之下积极引导国内发展趋势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活”出新高度，迫切需要落实“第二个结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思想沃土中，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历史经验、人文精神和民族智慧，对于破解丛林法则与霸凌主义、化解政治动荡与民族矛盾、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等世界性难题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意义，对于实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创新中国话语、贡献中国方案、塑造中国形象以及继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民族复兴重要议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在当今具体世情、国情下，关切新的实践需要，进一步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崭新时代元素和思想精华，将其纳入到党的理论创新视域之中，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之中”，不断为二者的结合赢得不竭动力。

2.“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遵循

经过长期探索与长期奋斗，我国进入了“五位一体”全方位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走“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合中国与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也就内在地要求将“两个结合”原则全面贯彻到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中。目前，我国已经踏上“转型阶段”的新征程，进入了多重任务相互叠加、风险挑战多重集聚的“矛盾集中凸显期”。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有质的不同，是一个“并联式”“赶超型”现代化，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较短时间内面临着更多变数、更大挑战，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几分之一的时间内消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矛盾和冲突”。这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着眼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坚持立足当下与开拓创新相统一，以“两个结合”为指导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深度发展的方案，为继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的思想与智慧，努力续写“两个奇迹”新篇章。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两个结合”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深刻认识到“两个结合”的迫切重要性并扎实推进“两个结合”，党和人民才能在进一步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强斗志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党和人民才能继续以团结奋斗精神在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光辉篇章。

二、 “两个结合”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把握历史主动，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深的理论思考、更强的行动自觉探索“两个结合”的实践方略，从以下四个层面推进“两个结合”，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更璀璨的思想智慧，作出更卓越的贡献。

（一） 加强理论武装，锻造学习型政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实践与现代化建设中，始终铿锵前行、开拓进取，不断创造辉煌、开拓新篇，正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强有力的理论建构者与实践推动者。加强理论武装，继续把党锻造成一个善于把握规律又具有先进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两个结合”的关键所在。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两个大局”以及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新样态的现实境遇下，“两个结合”进程在其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注定是相当严峻且前所未有，这更加需要党中央立足今天的新党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结合时代条件，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建设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承担起“两个结合”领导者责任。为此，中国共产党要深刻认识“两个结合”的客观规律性，立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认真研究与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战略意识，锐意进取、大胆探索，在实践中分析回答重大时代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形成具有前瞻战略性的创新理论，并且要紧紧落实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一战略任务，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新形态的构建、人类新文明的发展，努力做好“两个结合”的探索者、践行者。总之，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锻造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能够进一步深化“两个结合”的认识，提高开展“两个结合”工作的能力，不断把“两个结合”持续推向深入，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偏航、不失灵，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进。

（二） 发扬主动精神，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在创造世界、发展历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注重物质的力量，同时也强调要以积极主动的精神改造世界。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推进“两个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迸发出赢得历史主动、精神主动的实践力量。当前，“两个大局”与世界疫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要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用鲜活的当代中国理论及时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在21世纪世界历史大变局中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支撑。

“中国之问”，本质而言，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回首过往，党在推进“两个结合”的民族复兴道路探索中，成功走出一条既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又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在当代中国，回答好“中国之问”，更是要以“两个结合”为导向，掌握历史主动，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应对好历史新方位下实践创新发展的新需要、新要求，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开拓创新中继续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世界之问”主要指在当前世界深刻大变局中，全球性挑战与世界性难题愈发突出，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亟需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课题。以全球性视野关注人类命运前途，作答“世界之问”，必须以“两个结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那么就要秉持世界眼光，强化需求导向与实践指向，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日益加深的全球互不信任、区域地缘战略紧张局势、生存攸关的气候以及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相结合，积极推动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经验走向世界，不断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作出更大贡献。“人民之问”主要指人民群众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着什么样的新要求、新期待，这给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面对人民需要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工资收入、更丰富的精神生活等向往与诉求，我们党必须要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创造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社会主要矛盾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来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科学回答“人民之问”中实现新时代的理论突破。“时代之问”主要指步入新时代，着眼于我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大量亟需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譬如如何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如何发展好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等。时代之问未有穷期，理论应答也要不断继续。新征程上，以实现“两个结合”来回答“时代之问”，必须要保持历史清醒与强化历史担当，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大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持续彰显出强大的理论阐释力与实践引领力。

（三） 增强文化自信，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自信以理性的文化反思为基础，是对优秀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脉，是我们今天得以坚定文化自信的水之源、木之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坚持“两个结合”，就要珍视、用好这一民族“突出优势”，做到并重传统与创新，并重传承与发展，让那些跨越时空、具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努力开创中华文化新辉煌。

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理论创新与理论创造，从来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它需要不忘“老祖宗”，承继历史传统，坚守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普适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在理想愿景、价值内核、致思倾向和文化特质等方面有契合、相通之处，是可以实现相互结合，互相发展的。坚持“两个结合”，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文明发展实际，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切实反对与破除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狭隘的文化发展倾向，自觉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中蕴含的优秀价值资源相结合，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追求、战略目标更加具有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中国特色；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辩证方法论同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的方法理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智慧的思想方法、实践方法、战略策略，不断为实践党的初心与使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有效可行的步骤指南、行动路径。

承古强今，向新而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不是孤芳自赏的“老物件”，而是有着雄健生命力的“活化石”，要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变化不断把它们的精髓要义提炼出来、展现出来，使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下焕发出更强大的文化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皆饱含中华文明之精华，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文化在现实世界碰撞后的伟大创造。今天，迈向美好未来，以“两个结合”拓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更需要文化文明力量的引领。我们要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价值与地位，以发展的战略眼光来从古代治国理政的历史中汲取智慧，进一步“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其进行再研究、再创造，不断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建设以及人类文明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启示与智慧方案。我们只有坚持激活传统与弘扬传统相结合，以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真正、具体而非虚假、抽象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蓬勃生机，进而为致力于实现中国梦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

（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华章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性、开放性的理论，并非以“头脑立于世界”，而是用“双脚扎根于大地”，正是在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在回应人民现实的需要与关切中，不断增强着理论的生命力、解释力与创新力，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因此，坚持“两个结合”须以人民为中心，须在人民大众的具体实践中真正贯彻与实现；脱离人民群众实践、无视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所谓“两个结合”都只能是口号，无法真正实现。

坚持人民至上，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向往，是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实现理论创新、推进“两个结合”的工作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无一不是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急，无一不是扎根于人民群众，正确践行群众路线的结果。因此，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高度重视人民利益的实现，紧紧依靠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而持久奋斗。一方面，坚持人民利益的价值导向，动态把握人民现实需要，着眼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以理论来分析与回应人民普遍关心的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热点问题，并且在解决这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中，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进行理论创造的热情与活力，在生动鲜活的群众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与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另一方面，“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人民大众具体实践中贯彻“两个结合”，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讲“家常话”，使其变成可亲可爱可信的理论，使得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听懂会用，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从而使全体人民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指引下，汇聚起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进于实践的康庄大道。

综上所述，“两个结合”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呼唤，内蕴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把握规律、走向未来的深邃智慧。历史没有终结，强国复兴民族梦想还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远在路上。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团结奋进、勇毅前行，扎实做好“两个结合”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出新品质，达到新高度。只有如此，中国现代化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中华“复兴”号这艘巍巍巨轮才能乘风破浪，达到光辉彼岸，中国也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继续引领人类文明前进方向。（本文刊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郭国祥，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楚管迪，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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