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文化】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师资班同学回忆文章集

【编者按】1977年，100余（108）名校友们作为恢复高考的首批学子，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的前身之一）的校门，成为学院基础部迎来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成为了高校基础课教师的重要后备力量。2021年，毕业四十年之际，这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们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对母校的深情和对同窗的牵挂，筹办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77级同学 “重走水运路” 活动，撰写水运基础部77级史实和77级同学回忆文章集，一份份当年的物件、一篇篇回忆录和专门为此次活动创作的主题曲，无不再现77级校友们服从国家需要，勇于担当，孜孜以求、努力奋斗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也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理工精神。

（以下文章为作者回忆，不代表本网观点）

毕业40年，蓦然回首，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才发现我们当年的同学有许多正在奔向70岁甚至奔向80岁，才发现一些当年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们都在变老，随时有可能随风飘去。

人老了都希望给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点念想，把自己的想法和最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不像名人那样，我们沒有那么多成就可以写成一本书，也沒有人愿意帮助我们写回忆录，只有靠自己。然而，我们既没有作家的才华，又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写一本书，所以，我们都拿起笔，在互联网上聚在一起，把我们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后简称水运）的经历和故事记录下来，融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一本书。

回望水运学习的美好日子

顾志毅 7703班

基础部77级“重走水运路”活动征集大学生活回忆录，我担心自己的文章不入流，本不打算写的。后来，陈晓奇的文章面世，他对大学生活印象深刻，文章写得丰富生动，把我们带回到富有活力的青春年代。后来符力平、尹兰的力作相继面世，引来一波接一波骚动。更不用说李怀忠文章的发表，就好象重磅炸弹炸群，反炸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下笔了，他的文章要是“重走”清朝科举路，应该可得状元，做大官。“美女编辑”尹兰又趁机鼓动大家都拿起笔来，说是达10万字就出书。我怕太落伍了不太好，才下决心也写一点。

至今清楚记得44年前报到时的情景，在基础部门口碰到一个人，好象也在找报到地点，他叫王聆达，和我一个班的。再一打听，他也是一冶的，也是骑自行车从青山方向来，我好生奇怪，我们差不多时间到的，一路上怎么没有看见他。 

记得我和王聆达、姚家璋三个是最后报到的，当时已经上课一周了。我们都是差点与大学失之交臂的人，大概属于“扩招”之列，据说是对成绩好但家庭成分不好的人网开一面，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闹不清。

我的故事还要更曲折一点，说起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基础部物理师资班并不是我填报的志愿，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填报过志愿。高考完后我照常上班，期间厂里派我去洛阳出差，又乘机去龙门石窟看了一下。回来后碰到书记，他不经意地告诉我，帮我代填了高考志愿。我问填的哪里，他说“北大、清华，嗯……还有……”，海阔天空。我一点也没怪他，笑笑走了。其实我们一直就被人代表着，早已被代表惯了，根本无所谓了。况且他是当我不在时帮我填了志愿，否则这事也就沒有后来了，我该感激他才对。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更应该感激的是当年的“扩招”措施，把我们从再度落水的险境中捞了出来。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从广播里偶尔听到的，我庆幸第一时间获知，后来发现消息传播很快，不久谁都知道了。掐指一算，复习时间只剩一个月。我们的高考复习是在照常工作中完成的，沒法请假，只能抽晚上和星期天时间复习。那时晚上常停电，点个煤油灯接着看书。因为住在集体宿舍里，还得到点睡觉，也不能影响别人休息。其实那时有个饭碗也就算了，对考大学并没有作太大指望，只是对学过的功课还有兴趣。我是66届高中生，到77年已虛掷光阴11年，时间隔得太久，书上的东西差不多忘光。幸好我高中的书全部在，舍不得丢，曾随身带下乡，招工又带回来，之前也没摸过，此时派上用场了。翻开每一页书，虽然似曾相似，复习起来并不顺利。经过努力，一个月下来，硬是把数、理、化全部复习完。我得到一个体会，学过的东西难免会忘，但只要当年学得好，拣起来也容易；学习全靠平时，如果以前在学的时候就没有弄懂，到复习考试时再去弄懂就来不及了。我相信“小考小玩，大考大玩”，这话有道理。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不考不玩”，这就是鬼话了，不考的时候也是要玩的，适当的玩，能促进更好的学习。

接下来，便开始了在水运学习的‌岁月，那真是4年美好的日子。

基础部数我们班66届高中生最多（数学班、力学班几乎想不起有几个），在全班20人中占比达30％；75届高中生7人，占比为35％；剩下35％为中间年龄层，7人年龄拉开8岁距离。由于同班同学的年龄分布兩头大，中间小，我们班上存在很多奇特现象，例如，符力平在回忆录中写道，“刚读完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我们当时是高中毕业准备高考，都被耽搁了10年，結果成了同班同学。再如余仲刚，68届高中生，高中只读了一年，能考上大学，难度极大。还有赵昭君，66年文革停课闹革命时，她刚小学毕业，估计初中三年都没上过什么课，她能考上大学实在不容易。最小的吴雄，78届应届毕业生，在我们四年级时从造船系三年级转到物理班，跟我年龄相差14岁，居然跟我们学习同样的课程，真是不可想象。

回想起来，我们寝室6个人相处十分愉快，其中，我和黄兆华66届，余仲刚68届，邓伟民74届，陈诤直75届，吴雄78届。我们66届高中生在文革中下乡、进厂，社会经历丰富，与各种年龄层次的人都打过交道，没大没小惯了，和小同学相处和谐，非常亲热。

陈诤直比我小9岁，我还给陈诤直起过外号，叫他陈公子。叫的时候，别人都笑，結果一炮叫响。现在细想，主要是陈诤直身上散发的儒雅优裕贵气，被我捕捉到。面对小同学，我和黄兆华从不会倚老卖老，也没有多年留级生的那种尴尬，小同学也没有笑话过我们拖家带口还跑来读书。

我们寝室玩笑多，有两个玩笑至今记得：一次陈诤直不知怎么撞在上舖的床边，撞得生疼，坐在对面的黄兆华一付同仇敌忾状，边拍打床沿边凶巴巴地说：“打……打……”，我們瞬间领略了其中幽默，满寢室哄堂大笑。还有一次，隔壁寢室的李怀忠拿着杯子进来要热水，我知道面前热水瓶里有水，却故作猛然轻提的样子，有如提起个空瓶，可能我的假动作做得太象，李怀忠看到转身就走，深信不疑，把我们笑死。

我们下午都在寝室內自习，从不去图书馆或教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地做功课，学习氛围很好。我们本身课程分量已经够重，无暇他顾，似无去图书馆的必要。只有黄兆华偶尔会去图书馆借小说看，一次他借来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大家久闻盛名，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轮流看。《茶花女》是少数我看过兩遍的小说，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感人至深，看时我曾偷偷流过泪。黄兆华还借过一本英国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大家也都说不错，我们寝室每个人又轮看了一遍。那些世界名著，我们都是抽午睡前的一点时间翻看，看一阵才睡觉。晚上臨睡前则是每天最放松的时刻，寢室里通常会播放音乐，一次收音机里传来张振富、耿莲凤男女对唱，大家听得如痴如醉，我一时谈兴大发，指指点点评论说：“一个高亢，一个低沉，女的热情，男的奔放，一个激越，一个沉稳……”伴随歌声，邓伟民说：“唷，是那回事啊……”，我们哈哈大笑，多巴胺涌流。40年后回望，当年的大学生活真是既充实又快活，年轻真好！

学习越是紧张，我们越是抓紧时间玩，想方设法玩。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就是跳起脚来玩的时候，我通常会和余仲刚打羽毛球。记得三年级时还对余仲刚发慨叹说，晃眼已经三年级了，我们已经对打三年羽毛球了。还有段时间我们寝室热衷玩飞碟，我们都没玩过，唯有黄兆华玩得最得心应手。乍看黄兆华文质彬彬，不象蛮灵活的人，想不到他丢起飞碟来竟然非常灵光。黄兆华玩飞碟跟一般人不同，飞碟绕食指旋转而出，借助强烈的离心力，旋转得又快力道又大，能够飞出去很远，而且飘逸洒脫，非常带劲。后来我也学会这种玩法，现在仍然经常玩，其实是学的黄兆华玩法。曾查看过网上飞碟玩法大全，居然没有黄氏玩法，看来编写者也是有眼不识泰山。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黄兆华在学习方法上有很多值得我借鉴的地方。他上课效率极高，在课堂上认真做笔记，回来后不用看书就能完成作业。我上中学时形成的学习习惯跟黄兆华不同，原以为自己上课效率还算比较高的。我常在上课铃响回到课桌时开始翻书，查看当堂要上的课程內容，起立时也在看，坐下接着看，边听边看，边看边划重点，老师开讲不久，我已经把当堂上课內容看完了，后面就只是听，当然是有针对性地听，然后就轻松起来，散漫起来了。我甚至认为听老师讲课其实作用不大，自己学还快些，但是也不敢不上课。到了水运上大学以后，这套好象不管用了，尤其是朱樵的数学课，教材是他自己编的，都是数学符号，象“属于”也是一个符号，在其它地方从没见过。教材又是油印的，看不懂时就会疑惑是不是印错了，这下就糟了，就看不下去了。仔细想来，大学的课程一般都比较复杂，不是象中学课本那样容易看懂。中学上课，是可以不用做笔记，內容全在书上，就是那些圈圈点点过的东西。到了大学，我中学那一套越来越玩不转了，渐渐认识到，还得象黄兆华那样在课堂上认真做笔记，当堂消化课程內容，回来后就几乎不用看书，要看也只需要看笔记，就能完成作业了。由于这份因缘，直到今天，我仍十分感念与黄兆华亦师亦友的情誼。